《礼记》中的礼乐制度与“生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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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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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礼书,集中展现了礼仪生活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操作性,它既阐述了礼乐活动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不可或缺,又通过具体仪节的记载为后人提供礼仪活动的参照范本。 对《礼记》中所记载的礼仪规范予以分析,大致可以对中国古代政治和生活文明的精神有所领会。

《礼记》与“生活政治”《礼记》通过规范礼乐活动来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日常生活嘉益分配的差异——贵贱有等、亲疏有别,由此可以明确与固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差异。

这些差异有的是由于自然因素带来的,如年龄、性别、血缘等;有的则是由社会因素带来的,如身份(君臣、师生、父子、夫妇、嫡庶等)、等级、官职等。

不管何种因素所带来的差异,礼乐制度都是表征这种差异的主要手段,也是固化差异的主要途径。

随着礼乐表征的差异而来的是权力以及生活嘉益分配的差异,由形式上的差异带来了实质上的差异。

这种实质上的差异意味着权力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从而使得礼乐制度具有了政治意义。

《礼记》以及其他礼书所强调的日常生活的形式差异,最终体现的是权力和社会资源分配的实质差异,这为古代中国政治生活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范式参照,所以在一定意义上,《礼记》集中体现了儒家“生活政治”的政治哲学范式。

所谓“生活政治”,指的是政治权力和政治意志在日常生活中泛化、日常生活被提升到政治层面予以解读的一种政治范式。 “生活政治”的展现路径是“政治生活化”和“生活政治化”,前者指的是将政治价值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后者指的是将日常生活转化为具有政治色彩的活动。 “生活政治”的积极意义在于可以促使良善的政治意志为人们广为接受,成为促成社会凝聚的途径;“生活政治”的消极意义是使得日常生活被“泛政治化”,导致社会生活中的公私不分,使得社会逐渐失去自由和生动。

汉语里所指的“生活政治”特别体现在传统的礼乐文明中,礼乐制度将人们的日常生活用礼仪规范起来,在衣食住行中反映儒家主导的政治价值观念。 礼仪制度引导和规范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标志着等级、身份、权力的礼乐制度以日常生活为主要作用场域,并将政治价值通过礼乐仪式的载体,传递到日常生活中去,在日常生活中巩固和强化等级、身份和权力差异的认同。

“生活政治”的自然天道基础在《礼记》中,“生活政治”的形而上学基础是自然天道。 自然世界的变化具有客观必然性,而礼乐文明是人的创造物,由人的意志决定。 儒家为了保证礼乐制度具有客观必然性,也为了礼乐制度具有合法性,在向天道自然的寻求中获得了答案。 《礼记》认为,礼乐制度是效仿自然天道而设计的,也顺应了自然世界的客观必然性,由此,礼乐制度既顺应了天道而具有合法性,同时又因为是天道的人间体现而具有了必然性。

自然天道为礼乐制度提供客观的依据,礼乐制度反映天道在人间的具体表现。

由此,儒家为礼乐及其相关的政治活动寻找到了自然天道的基石,礼乐及其所保证的等级秩序、利益分配以及活动规则也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合法性、必然性。

自然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根基,日常生活须臾离不开自然的恩赐,也跳不出自然秩序的限定。

与此类比,日常生活也离不开反映政治价值观念的礼乐制度,从而要接受礼乐及其所反映政治和伦理秩序的约束与规范。 在《礼记》中,日常生活、政治生活从天地万物及其自然秩序上寻找到依据,进而得到合理解释;同时,人类生活秩序又因为源于至高无上的天地万物及其自然秩序而获得了合法性和权威性。

通过贯通自然、生活与政治,人类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活动实现了统一,因此,在改造自身的人类活动中,也应该考虑和尊重自然的因素,实现人类行为与天地万物的合拍、同节。 作为“生活政治”的礼乐制度,其根源是自然天道,自然天道为礼乐制度提供了宇宙论的依据,也展现了礼乐之所以获得权威和广泛认同的原因所在。

人们崇尚天道,服从于自然秩序,因而也乐意接受“生活政治”的安排,并不断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去强化“生活政治”的色彩,以此来表达对具有神秘和主宰意义的自然天道的崇敬。

礼仪规范与日常生活在“生活政治”视域下,礼仪制度所反映的政治理念全面落实在政治人物以及广大平民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实现人们所期望的良好国家治理与有序社会生活。 在《礼记》中,儒家理想政治秩序主要落实在日常生活规范之中,无论是庶民还是政治人物,在衣食住行上的日常生活规范,都体现了儒家的等级秩序与尊卑差异。

衣冠是人类生活文明的重要象征,在儒家礼乐传统中,衣冠制度往往还具有政治意义。 在《礼记》中,日常生活的衣冠可以作为维护秩序与等级的工具,外在化的衣冠区分等级、官阶、身份等,往往承载和传递着内在的丰富政治价值与政治信息。

由于其鲜明的政治象征意义,衣冠还成为了表达政治情感和政治认同的工具,人们通过接受或者不接受某种衣冠样式、佩饰来表达他们的政治倾向。 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人们,尤其是具有政治身份的人,往往必须要接受衣冠礼仪的规训,从而成为符合礼仪传统的知礼之士,衣冠制度也因此成为政治事务,从生活文明转移到政治文明。

饮食作为人类存在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是日常生活的中心内容,也能体现和反映社会政治情况。

在《礼记》所记载的饮食之道里,“吃还是不吃”“给谁吃”“吃什么”“怎么吃”等日常问题,关涉了政治认同、身份等级、权力秩序以及社会公共交往活动等政治问题。 由此,在一定意义上饮食成为政治事务,成为权力、秩序的展示场,尤其成为等级制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标示物。 《礼记》里所体现的饮食之道,正是通过围绕饮食问题的礼仪制度性安排,将人们限制在不同的宗法等级、爵秩等级、官僚的秩品阶位等级等一系列社会等级“框架”里。 这种“生活政治”的色彩,使得我们不能仅仅从生存欲望的满足以及饮食审美的角度来理解儒家的饮食之道,而应该关注到古典饮食之道背后的政治关切。 以《礼记》为代表的礼乐制度所展现的“生活政治”范式,在传统社会中起到了区分等级、规范行为、维持秩序以及落实儒家伦理政治观念的多重作用,体现了传统社会的生活文明和政治文明。 历史地看,《礼记》中的“生活政治”范式,反映了我国古代的政治传统,对我们理解古典中国及现代中国,以及发掘古典中国日常生活之政治维度,有着一定积极意义。

(作者:朱承,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礼记》与儒家政治哲学范式”负责人、上海大学教授)。

《礼记》中的礼乐制度与“生活政治”